来自圣何塞的杰里迈亚·夸克耶只有15个月大时，他的父母就带他到卢西尔·帕卡德儿童医院接受挽救生命的肝移植手术。“我把儿子交给手术团队，说：‘这是我唯一的孩子，所以我需要你们好好照顾他，’”杰里迈亚的母亲安德里亚·夸克耶回忆道。“那一刻我彻底崩溃了。直到现在，每当想起那天，我都会热泪盈眶。”
杰里迈亚在手术五个小时后醒来时，病情已经显著好转。“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他那双漂亮的白色眼睛，”安德里亚说。“这太令人震惊了，因为他的眼睛从出生那天起就是黄色的。”
杰里迈亚·夸克耶
杰里迈亚的黄疸是由一种极其罕见的遗传性肝病——克里格勒-纳贾尔综合征引起的，这种疾病的发病率不到百万分之一。该病是由肝脏的基因缺陷造成的，这种缺陷会阻止胆红素的分解。胆红素是一种黄色色素，是红细胞代谢的副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中胆红素的过度积累会导致脑损伤。
帕卡德医院外科医生卡洛斯·埃斯基韦尔医学博士、哲学博士及其在儿童肝移植项目的同事建议用一个能够产生分解胆红素酶的健康器官来替换杰里迈亚的肝脏。
“25年前，像杰里迈亚这样不到2岁的孩子没有机会接受肝移植手术，因为死亡率太高了，”埃斯基韦尔说，他是阿诺德和芭芭拉·西尔弗曼儿科移植教授。“如今，在我们项目中，所有年龄段儿童的存活率都接近100%。”
现年7岁的杰里迈亚就是这些成功案例之一。“他表现得非常出色，”安德里亚说。“他像所有一年级孩子一样——玩耍、奔跑，把父母折腾得够呛。他吃得多，长得也快，而且聪明伶俐。”
安德里亚将儿子的惊人康复归功于一支敬业的医疗团队提供的非凡护理，该团队包括外科医生、护士、肝病学家、肠胃病学家、麻醉师、医师助理、移植协调员、社会工作者、发育专家、营养师和药剂师。
“我们的移植团队太棒了，杰里迈亚的恢复情况自然很好，”安德里亚说。“他们非常富有同情心、诚实可靠、关怀备至。他们真心希望你的孩子能够康复，健康成长。”
移植领袖
帕卡德儿童医院的儿科移植团队每年进行近70例肝肾移植手术，其中许多患者是高危婴儿和新生儿。“小肝脏的血管非常细小，”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移植科主任埃斯基韦尔说，“如果血管发生血栓，肝脏的恢复情况就会很差。你必须使用非常细的缝线，肉眼甚至都看不见。”
根据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数据，自 2006 年以来，帕卡德儿童医院在移植数量、患者成功率和移植存活率方面一直位列美国前三名儿科肝肾移植中心之列。
埃斯基韦尔补充道：“我们是少数几家能够进行多器官移植的机构之一。我们已经完成了肝肾联合移植、肝心联合移植、肝肠联合移植，以及首例儿童肝肺联合移植。在这里接受治疗的一大优势是，我们这里拥有众多移植专家。”
埃斯基韦尔曾参与研发多项创新外科技术，如今这些技术已被世界各地的儿科医院广泛应用。“由于器官捐献者长期短缺，我们不得不另辟蹊径，”他解释道，“例如，我们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从已故成年捐献者身上取出肝脏，并将其修剪到适合幼儿的大小。在杰里迈亚的移植手术中，我只用了捐献者肝脏的约40%。我们也是最早将部分活体成人肝脏移植给儿童的医疗机构之一。移植的肝脏会生长到正常大小，而捐献者的肝脏也会再生。”
杰里迈亚·夸克耶
如今，帕卡德儿童医院的移植团队治疗的肝癌患儿数量超过美国任何其他医院。“我们约80%的肝移植患者癌症没有复发，”儿科胃肠病学、肝病学和营养科主任肯尼斯·考克斯医学博士说。“我们也接诊患有罕见代谢性疾病的儿童，这些疾病会损害大脑、肾脏、心脏和其他器官。我们的目标是在这些损害发生之前进行肝移植。”
帕卡德医疗中心之所以能成为全美移植领域的领军者，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无与伦比的患者服务体系。其遍布美国西部的外展诊所网络覆盖加利福尼亚州、夏威夷州、内华达州、新墨西哥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帕卡德的医生和移植协调员会进行现场评估和转诊，并与患者家属及其当地儿科医生密切合作，提供持续的移植后护理。
研究表明，帕卡德的社区诊所在西部农村偏远地区取得了极高的成功率。“这是因为我们帮助孩子们重新融入社区，并教育社区成员如何照顾他们，”考克斯说。“这是一种独特的模式，也是医疗保健应有的方式。”
终身照护
“移植团队教会我们的一件事就是，手术并不是治疗的最终环节，”安德里亚·夸克耶指出。“这对你的孩子来说是一个终身的过程。”
她的儿子耶利米继续定期前往帕卡德医院，调整免疫抑制药物的剂量，以防止身体排斥移植的肝脏。这需要谨慎权衡，因为免疫抑制过强可能会引发致命的EB病毒感染，进而导致癌症。
杰里迈亚·夸克耶
“EB病毒感染是儿童移植手术中风险最高的并发症之一，”考克斯说。“帕卡德研究所一直致力于研究如何预防EB病毒在儿童中引发癌症。过去，年轻移植患者的癌症风险约为6%，现在已降至1%。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彻底消除这种风险。”
帕卡德医疗中心的医生科学家们也在寻找减少免疫抑制药物使用的方法。“我们正在进行大量研究，以更好地了解器官排斥的机制，”埃斯基韦尔说。“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涉及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研究。”
据估计，多达25%接受肝移植的儿童可能不需要服用免疫抑制剂。“问题在于，我们目前还没有检测方法来识别哪些儿童容易发生排异反应，哪些儿童不会，”埃斯基韦尔说。“我们率先报道了幼儿可能会产生耐受性——换句话说，他们的免疫系统最终可能会学会耐受移植的肝脏。但我们还没有很好的方法来判断何时可以安全地停止用药。目前，这只能靠反复试验。”
考克斯和他的同事们正在研发创新疗法，有望在某些疾病中避免器官移植。“1993年，我发现一种名为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SC）的罕见肝脏和结肠疾病可以用口服抗生素万古霉素治疗，”考克斯说。“我当时正在用万古霉素治疗一名患有PSC的儿童，该儿童此前还感染了其他细菌，我注意到他的PSC也消失了。当时，PSC的主要治疗方法是肝移植，但万古霉素的出现避免了移植。我们仍在努力更好地了解这种药物是如何治愈这种疾病的。在斯坦福大学，你可以进行这类研究，因为你可以与来自各个学科的顶尖科学家合作。”
帕卡德医院肾移植项目的外科医生斯蒂芬·布斯克博士近日证明，通过放射疗法抑制成年患者的免疫系统，然后将供体的免疫细胞注入其胸腺，即可帮助患者摆脱抗排异药物。这项突破性疗法可能很快会在年轻患者身上进行试验。
“照顾孩子是我们的职责，”帕卡德医院的肠胃病学家威廉·伯奎斯特医学博士说。“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欣然接受。当你照顾一个婴儿，然后看到她高中毕业，那真是莫大的欣慰。”
器官短缺
移植医学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全国范围内捐献器官短缺。“等待期间，家属们承受着巨大的焦虑，”肝脏和肠道移植项目经理、注册护士黛布拉·斯特里查茨说，“有时，患者会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及时获得合适的器官。”
来自南旧金山的卡拉·科罗娜当时18岁，2010年，帕卡德儿童医院的医生发现她的肾脏太小，无法正常工作，于是将她列入了全国肾脏移植等待名单。14个月后，她终于接到电话，得知有合适的肾源。
“我当时很紧张，”卡拉说。“当他们告诉我找到了捐赠者时，我百感交集。但当我到达帕卡德医院时，每个人都让我感到非常自在。”
卡拉·科罗纳
卡拉的肾移植手术从午夜开始，大约凌晨4点结束。外科医生瓦尔多·康塞普西翁博士选择保留卡拉的肾脏，所以她现在有三个肾脏——两个小肾脏和一个正常大小的成人肾脏。
“我们满怀热情地为孩子们服务，”儿科肾移植主任康塞普西翁说。“他们依靠我们来维持生命。所以，如果午夜有一例移植手术，或者两天内有五例移植手术，我们都会全力以赴，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器官什么时候才能可用。”
在帕卡德医院，肾移植患者中很大一部分是2岁以下的儿童。这些幼童中有很多接受了来自成年捐献者的器官，这项技术是由外科和儿科学荣誉退休教授奥斯卡·萨尔瓦铁拉医学博士率先提出的。
斯坦福大学外科教授康塞普西翁说：“成人大小的肾脏的一个优势是血管更大，不易凝结。捐赠者主要是父母——都是最优秀的捐赠者——因此，对于早期婴儿来说，肾脏移植也具有免疫学优势。”
几十年来，类固醇一直是移植后治疗的基石。但在20世纪90年代，萨尔瓦铁拉引入了无类固醇免疫抑制疗法，如今这已成为肾移植的标准治疗方案。“过去接受移植的儿童常常要与类固醇引起的畸形作斗争——髋关节发育不良最终需要手术治疗，骨骼脆弱导致关节炎，以及糖尿病、感染和代谢问题，”康塞普西翁解释说。“我们不仅要通过移植让他们重获新生，还要让他们拥有成功的生活，这其中就包括停止使用类固醇。而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
未来方向
2007年，帕卡德医院开设了一家最先进的透析中心，为等待肾移植的肾病患者提供服务。但对于等待肝移植的儿童来说，透析却并非可行之策。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埃斯基韦尔和外科教授奥利维亚·马丁内斯博士正在探索利用干细胞作为肝移植的过渡手段。对于像杰里迈亚这样的孩子，干细胞最终或许可以用来替换受损的基因，从而阻止血液中胆红素的分解。“目前，如果一个基因出现缺陷，我们就必须移植整个肝脏，这似乎有点过度治疗，”埃斯基韦尔说，“因此，干细胞研究的潜力巨大。”
作为斯坦福大学免疫、移植和感染研究所 (ITI) 的副主任，埃斯基韦尔正与其他研究人员合作，以更好地了解免疫系统，从而设计有针对性的疗法，防止器官排斥并治疗各种免疫疾病。
康塞普西翁是ITI的一名研究员，他正在组建一个由不同专业的科研人员组成的多学科联盟，旨在为每位移植患者寻找新的治疗方法。“目前我们采用的是千篇一律的治疗方案，”他说道，“我们希望提供个性化的护理，以预防病毒感染和排异反应，并尽可能延长移植器官的存活时间。”
卡拉·科罗纳
现年19岁的卡拉预后非常好。她正在上大学，有男朋友，而且非常注意按时服用免疫抑制药物。“医生告诉我，我的肾脏可能还能用50年，”她说，“这取决于我自己以及我如何保养它。”
